四、鱼与熊掌二者可以得兼
为什么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总是重应试而轻素质呢?一个简单的理由:“应试是硬道理”没有应试的成果,学校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而从执行的层面上来看,还有另一个理由:“时间是一个常数,如果挤出部分时间来抓素质教育,必然会削弱应试的竞争力。”难道这两种教育真是一种“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关系吗?我一直不认同这一观点。
70年代中期,我在天门师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曾因鼓吹“师范应是培养教师的摇篮,不是训练农技员的阵地”,而被当作反潮流的典型,与孔老二、邓小平上挂下连在一起,在全校开展大批判。但出于我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任你怎样批斗,不向即将去上讲台的学生紧急传授一点知识,才是对历史的犯罪。教室内不让我上课,我就借“开门教学”的名义,把学生带到工厂、田间,向他们传授文化、专业知识。80年代初,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学校教育也渐渐从一个不允许抓智育的极端,转向“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另一个极端。以方厉之为代表的“全盘西化”的“自由化”思潮,在大学校园中迅速蔓延。我深感这种趋势如果不正确进行引导,那么共和国必将从刚刚结束的一埸浩劫演变成另一埸更大的灾难。我们的人民必须要修养生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1987年,我已在天门中学连续三届高考把关,于是向张声扬校长提出:不再在高三把关,从高一开始,做班主任工作。我向他陈述:现在人们都在批毛爹,但我认为他的教育思想和方针并未过时。你交一个班给我,我要实验一下德、智、体、美、劳五育一起抓。三年后我如果失败了,证明我是个不识时务的现代版的唐吉珂德。如果成功了,则证明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并未过时,该继承的就应当继承。当时管教学的副校长,和一些有孩子上高三的老师坚决反对,甚至有人到局里去告我的状。好在张校长接受了我的要求。
开学后,我的第一件事是召开全体家长会,全面介绍我将要实施的领班措施,得到家长们赞许,并表示将无条件支持我的各项管理措施。而后召开第一次班会,宣讲班级管理目标和工作计划,并宣布:进了这个班,必须理解服从。划不来者或承受不了者,可以申请转班。
我的各育评价标准是,满分100分,采用扣分与加分制。一学期总评,90-100为“优”。71-90为“良”。60-70为“合格”。60以下为不合格。
一、德育:
1、养成教育方面:
⑴无迟到、早退、旷课记录。⑵使用文明用语交流,出口不带脏字。公共埸所不大声喧哗。⑶珍惜社会财富,爱护公共财物。见空流的水嘴和空照的电灯就关。损坏公物,自觉赔偿。⑷不随地吐痰,扔垃圾。不在建筑物及各种景物上刻画投鸦。⑸进餐不浪费粮食。以上5条,在开学后,一个月之内必须达到良好以上的要求。其中对纪律的要求,则是一律达到全优。
2、情感教育方面:
⑴孝敬父母,尊敬师长。⑵团结同学,和谐相处。遇事礼让,不惹是非。⑶扶老携幼,主动协助周边一切需要帮助的人。⑷不做损人利已的事情。借东西要还,损坏主动赔偿。拾物应设法归还失主。
3、思想意识方面:
⑴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学校和班级,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集体主义荣誉感。
⑵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和认识社会现象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利与弊。积极拥护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路线。
⑶不媚外、不排外。正确认识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不会改变。但对西方一切文明和进步的东西,要结合国情,合理借鉴吸收。
⑷学习英雄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不当毫无意义的追星族。
这项教育活动主要利用班会时间。以主题班会、演讲会、辩论会、模拟法庭等形式进行。1993年,《人民日报》“在江汉才子出天门”的专访中,还列了一个专题,报道我的德育内容及其量化管理的评价措施。
二、体育方面:
1、体育成绩全部达标。
2、每天坚持晨跑,认真完成早操。广播操比赛必须冠军。
3、运动会团体不低于亚军。拔河保持冠军。
4、男子3000米,女子1500米达标。(逢周日晨测试)
5、女子人人能下腰,男子人人靠墙倒立坚持2分钟。
6、高二进行一次打靶军训,高三进行一次30公里拉练。
三、美育方面:
1、发式标准,着装统一。坐姿端正,行走美观精神。男生拥阳刚之气,女生具阴柔之美。
2、讲究并保持环境卫生,教室窗明几净,宿舍陈列整齐划一。
3、每人学会一种乐器,每人能上演一个节目。
4、每年组织一次春游或秋游。远至武汉、京山、钟祥、岳口、佛子山。
四、劳动教育方面,自己以身示范,要求学生做到:
1、对校方布置的校内外各种劳动任务,不怕脏,不怕累,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2、按时、认真履行清洁值日义务。座位底下及周边范围的清洁,每人备用一块抹布,见有灰尘,立即擦净。值日生只做教室前后及室外清洁区的清洁。
由于每次由校方布置的大型劳动任务及每月一次教室搬迁式的大扫除,我都是亲自挂帅,以身示范。任务完成得利索彻底,所以校方也总是把最难最赃的活,奖给我所带的班级来完成。
五、智育方面:
1、高一用一学期时间,进行态度、习惯、方法、毅力等非智力因素方面的指导与训练。
2、在会考以前,为了防止学生偏科,我亲自督促政、史、地三科的自习,检查这三科作业完成的情况。发现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我便责成在周日加班完成,并教育其端正学习态度。
我的活动时间是班会、每天的课外活动时间及周日上午。与其它班级相比,我的总学习时间,平均每天约少一课时。这个“损失”就要靠提高课堂和自习的效率来补偿。
1990年,学校宣布,我带的高三(2)班,高考的“六项指标”全部全市第一。在省级化学竞赛中,又拿了三个一等奖。这让那些希望看到我落下一个吃亏不讨好结局的人,一下跌破眼镜。作为副产物,我所栽培的一名刚参加工作,上高二时学生曾强烈要求撤换的青年物理教师吴振军,也取得当年全市物理第一和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事后,他很感慨地说:“要不是杨老师坚持给我这个成功的机会,并热心帮助我怎样去适应学生的要求,让我逐渐掌握了教学规律,那么我在天中,恐怕就难有出头之日了”。以后吴老师因屡创佳绩被评上“全市十佳教师”并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首战成功,证明了: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抓好素质教育,它对应试教育会起正面促进作用,并且还能影响学生一辈子如何做人。反之,只抓应试教育,会连一个良好的班风都不能建立起来。更谈不上校风建设,及而后当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今天大学校园中存在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难道不是我们不认真抓素质教育所造成的恶果吗!因此,更坚定了我按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来教书育人的信念。而我按此信念所走过的道路,现在看来它是一条与华泰的“三为”、“两尊”目标基本吻合的正确道路。所不同的是,那时我只能是凭自己的感悟、理想和抱负,孤军奋战,不可能形成一套很完整的管理评价体系。而现在华泰则是在一个有共同信念的领导核心的引领下,按照一套已近完善的科学的管理体系,及依法治校的思想来构建和谐生态教育,成功地处理好了“鱼”与“熊掌”的关系。因此他必将成为教育改革的火车头。我们作为这辆时代列车上的司乘人员,应当在素质与应试这两种教育中,不断创新,取得优异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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